周建德连忙说道：“陛下，臣句句属实，周仓在臣这里放了八万贯！臣这里有账目，臣有账目！”
“账目在何处？”
“就在后面书房。”
赵宁示意了一下，命人带着周建德去取。
不多时，账目便取了回来。
赵宁开始仔仔细细地看。
李召彦和周宏的钱自然不是一次性全部给交给周建德。
账目记录还是很清晰的，何年何月进账多少，利息收入是多少，在哪些县和村庄进的，都写得明明白白。
甚至还有一些账目十分残酷，例如襄阳府刘家村，刘二河因无法按时偿还利息，被迫将妻女卖到襄阳府怡红楼，换取一百贯，作为偿还。
还有一些账目是分红。
当然，更细的账目也有郭荣这样的地主商人以什么价位卖粮食，官府又明目上以多少价买进粮食，而官方账目上记录的又是多少，有多少放到了官员的口袋里。
赵官家冷冷瞥了一眼李召彦，道：“李召彦，你的奏札还在朕的文德殿内放着，你三番五次上书言民间之疾苦，朝堂诸公皆言卿乃国之栋梁，若不是朕亲自来一趟襄阳府，朕都以为你真的是忧国忧民的好官了！”
他又看着周建德，说道：“你奏札里的减免赋税，到底是减百姓的赋税，还是减地主、乡绅的赋税？”
阶级诞生之始，人与人的身份地位开始产生难以逾越的鸿沟。
奴隶制时代，奴隶主用最直接的方式规定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
杀一个奴隶，和杀一只鸡没有什么区别。
当人口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天子和诸侯需要足够的税收和兵力，于是奴隶制开始瓦解。
最典型的就是三家分晋之后，赵国崛起。
自由农拥有了土地，成为诸侯国、王国和帝国的纳税人。
当战争来临的时候，古典帝国的皇帝们开始动员这些自由农，为了帝国而战。
古典时代的帝国，诸侯王、世家和豪强林立。
例如东汉年间，豪强将农民圈在庄园里养着，农民跑到别的地盘去，无疑是给别的豪强增加实力。
谁敢跨越庄园的地界，不需要竞业协议，就可以处以极刑。
豪强不仅仅有生产资料，还有掌控舆论。
豪强说黑夜是白色的，那黑夜就是白色的。
农民是豪强们的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唯一作用就是为豪强创造财富，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送到战场上做炮灰。
后来帝国皇权不断扩大，豪强和世家跟随大唐的灭亡而灰飞烟灭。
进入宋代，新时代的地方势力已经没有独立的军权、财政权和司法权，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直接控制农民。
于是，新的“豢养”方式出现了。
在这个不遏制土地兼并的时代，地主们只需要不断吞噬土地，使农民变成佃户，自己就能掌握田地租金的控制权。
然后将租金设置在一个精密计算的位置，使佃户们自己囤积的粮食永远无法有剩余，或者说吃到来年的四五月，就吃完了。
这个时候，佃户们要么饿死，要么借钱。
于是地主们开始放贷。
在新的帝国框架下，继续强行绑定这些劳动力为自己所用。
世家豪强没有了，帝国的律法制度更加完善了。
但是，剥削和控制却从未消失，只是变得稍微隐晦了一点点。
仅此而已。
周建德道：“臣有罪！”
李召彦也说道：“臣有罪，但是臣有话要说。”
“你说。”
“臣放在周知府那里的钱，都是臣自己的，这些钱并非贪污，向民间借贷，并未触犯朝廷律法，朝廷虽有规定不能超过一倍，但三倍利息，大宋比比皆是。”
“所以，你想说明什么？”
“法不责众！”李召彦大胆说出来，“朝廷应该考虑为何天下皆三倍利息。”
一边的周宏也跟着说道：“臣觉得李漕说得对，臣等并未触犯大宋律法，陛下可以派肃省院来查臣的账目，甚至审计院来也可以，臣的钱都是自己的，并未贪污。而三倍的利息，天下皆有之，非臣之过，朝廷应该考虑为何天下皆三倍利息。”
看着李召彦和周宏在这里为自己强辩，赵宁只是冷冷地问道：“朝廷规定不可超过一倍，为何天下皆三倍利息，你们来告诉朕原因。”
李召彦说道：“陛下，贫富相资！天地有经纬，山川有沟壑，维齐非齐！有穷人，自然就有富人，朝廷不应该过多干涉民间商业！”
周宏更是说道：“陛下，当年王介甫的青苗法为何失败？百姓青黄不接之际，确实需要粮食和钱度日，然官府却担心他们偿还不起，不愿意将钱和粮借贷给穷人，但是民间借贷不然，民间商人不担心，他们愿意将钱借给穷人，解决穷人的问题……”
“住嘴！”听到这里，赵官家再也忍不住了。
又有官员在自己面前卖弄“维齐非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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