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五，洛京大学互殴案，已经在东京官场闹得沸沸。
这件事到底有多严重？
洛京大学是朝廷新学新政，新学真正开始于东京大学，在天子脚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虽然其间也有小打小闹，但那都无伤大雅。
东京大学这几年走出了无数新政人才，他们虽然此时此刻大多数都还在基层做监镇官，可是新政能有现在的成绩，他们功不可没。
甚至东京大学工学院还为西北、河北、河东输送了一批搞建设的人才。
知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儒学，百家之学皆能登上大雅之堂。
从东京大学走出来的这些人，已经成为大宋朝堂上下都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
偏偏这股势力代表的是新政。
他们是新政执行的根基。
若是新学还一直停在东京，九月初一的洛京大学互殴案也许并不会发生。
但是，从靖康五年开始的四京新学，无疑开始大范围触动儒学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利益蛋糕。
通俗一点来说，是舆论高地的争夺。
再简单一点来说，是法理解释权的争夺。
过去的时代，一切的法理都由儒生来解释。
大宋朝社会形态中的种种行为，都可以从儒家先贤那里找到经典，再由这个时代最博学、最智慧的那群人做解读。
例如大宋朝的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二程、张载、苏轼等人。
他们的学术，影响着无数读书人，那些读书人又教化着万民。
可是，自从东京大学开启后，农学、工学、商学、金融学、地理学、数学等等，全部列入教材。
例如钱喻清，他在今年就写了一本叫做《交钞的商业繁荣》，这本书一经出版，短短一天，就卖断了货。
为什么？
因为从东京大学卒业的许多商学院学生都很崇拜这位东京商业界后起之秀。
而这些东京大学卒业的学生中有不少还是国子监转过来的，他们已经接受了新学的融合。
通过他们，新的思想在进一步扩散。
人们已经不在于局限于用儒学来解释世界了。
正如钱喻清在这本书中用大白话说的一句话：去赚钱吧，赚钱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体面。
再例如，不少年轻的学生从地理学院卒业后，进入格物院中，开始由朝廷出资，周游天下，他们所过之处，绘图、记录。
他们所带回来的东西，都在快速形成一种新的知识体系。
这是一个过程，在过去这几年，不知不觉，并未引起各地儒家势力警觉。
或者说有人已经察觉到了，但是各地儒家势力要联合，是需要时间的。
等到了靖康五年，朝廷四京新学的颁布，无疑成了矛盾集中爆发的时刻。
所以，这是一场内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
它无关对错。
至于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爆发？
只有极少部分人察觉到，它并不是巧合，而是有人故意让这件事在这段时间爆发。
如果一定要说是谁，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能量。
让我们不妨将视野再往上提升几层，会发现靖康五年的国际形势非常特殊。
上半年爆发了宋夏第六次战争，以大宋攻下银州，宋夏签订新一轮的议和契约而告一段落。
宋齐之战也快速收尾。
最重要的是，金国在面临西征的压力的同时，皇储完颜杲突然离世，引发了内部夺权。
这一系列的事件，让靖康五年的国际形势出现了难得的边患空窗期。
也就是说，靖康五年，是最不可能发生宋金之战的一年，也不可能在爆发宋夏之战。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朝廷推出了四京新学，进一步激化了内部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
然而，最激烈的矛盾，却未必会在靖康五年爆发，儒家势力可能会在靖康六年或者靖康七年在反击也说不定。
毕竟儒家保守派中头头蔡懋，是一个极其懂得隐忍的人。
如果是在靖康六年或者七年爆发，赵宁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会非常严峻，西夏或者金国的兵力施压甚至只能逼迫他放弃内部矛盾大范围激化，对守旧派妥协。
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大内禁宫里的赵官家，通过一种极其隐晦的手段，诱导儒家保守派中的一部分人，跳出来，大范围激化了矛盾，使问题集中在靖康五年爆发了。
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也是可以影响时势的。
九月五日，东府紧急发起“三聚”，所有行政要员塞满了政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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